把父亲送进监狱后 她仍不原谅母亲 她逐渐在精神上变得强大才能勇敢地报案

“见到我妈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只要见到她，我就会出现应激反应，情绪崩溃。”汤小甜说。甚至别人劝她和妈妈和好，她也不能忍受。她尝试去看一些“治愈母女关系”的书，但只要看上几页，就失去了耐心。“实际上，我对我妈的仇恨不亚于对我爸的仇恨。”汤小甜说，在“不能原谅”这件事情上，爸爸和妈妈两个人是“地位平等的”。

“我无法理解一个父亲为什么会性侵自己的女儿;我也同样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在明知道自己的女儿被亲生父亲，或者陌生男人性侵的时候，还可以无动于衷。”汤小甜说。

庭审前，有关此案的新闻报道下方，有网友评论说，“那是被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两个人背叛的感觉”——这则评论击中了汤小甜的内心。

“承认自己不爱自己的母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承认自己有一个很垃圾的母亲，承认她不配做母亲，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汤小甜觉得，这些话，说出来会很伤人，因此她不愿见到妈妈。某种意义上，汤小甜把自己看成一个“孤儿”， “有时候我想，我这种有父母的，还不如那些没有父母的好。”

直到今天，刘芳一直没有向女儿道过歉。也因此，汤小甜说，“我没有办法原谅她”。

不做“房思琪”

在观念上，汤小甜和代理律师万淼焱有着某种契合——两人都表达过对台湾女作家林奕含那本影响巨大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不喜欢”。

万淼焱说，许多有类似经历的女生看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导致“阴影放大，创伤加重了”，“她们忽略了那是天才女作家的小说，虽然是自传性的。”汤小甜就是如此。2017年3月，看了这本“心理描写非常细腻”的书后，她陷入极其低落的状态，并被诊断为抑郁症。医生建议她去找心理医生做心理咨询。但她觉得，“这种事情，需要自己去疏解，光靠外部力量，作用还是很薄弱的。”

2017年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为汤小甜开具的处方，分别为失眠、抑郁性精神障碍药物。

真正能够治疗这个“心病”的，是“让犯罪者受到惩罚”。

一开始，汤小甜对报警心里没底。但她有2011年那次在学校河边的“偷偷录音”(实为诺基亚手机的录像)。“那段录音，我怕电脑坏了丢失，2012年存进了网盘，那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后来，她甚至忘了网盘密码。直到去年11月报警前，她和男友找来懂技术的人帮忙解密，下载下来。

直到听完那段录音，沉睡在心底的疼痛、尊严、屈辱再次被刺醒。“里面有很多他承认猥亵情节和诱导性交的内容。”震惊之余，她坚定了要报警、惩罚的决心，“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录更多的音。但我明白当时自己的弱小。”她在网上搜索了许多同类案件的文章，看到河北任丘小冉被性侵案后，她觉得小冉的遭遇和自己很像——都是遭遇性侵多年后再去追责和起诉，因此辗转找到了小冉案的代理律师万淼焱。

在有一点上，汤小甜很认同林奕含。2017年3月，林奕含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书里那个老师的原型人物，我常常跟我的医生说，万一那个人哪天老死了、寿终正寝了，我会轻视自己一辈子……我不是生来就会仇恨别人的人，可是我确实地想要物理性地伤害他，但我做不到”。汤小甜说自己也是一样，“如果我爸过得太好，不断再娶、生子，将来子孙满堂，颐养天年，那我的良心也过不去——他做了那样的事情，怎么还可以过得那么好?”

万淼焱告诉汤小甜，一位北大六院的心理专家讲过，“遭遇性侵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当施暴者受到惩罚的时候，对受害者的心理重建会有很大帮助。如果施暴者没有受到惩罚，那么对受害者的伤害就会一直持续和加重，更谈不上心理恢复。”

与“房思琪”不同的是，汤小甜遭遇的性侵不是持续的，而是在三四年里断断续续的;与“房思琪”的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相比，汤小甜随着时间流逝将那段经历“封存起来”，甚至本能地遗忘，“我努力强迫自己不要陷到里面去。”

为什么在十多年后“突然”报警?2021年11月，从非洲回来，见到妈妈，母女俩再次争吵起来。想到这些年里，自己和妈妈之间裂痕的根源都是因为那些事，汤小甜觉得不公平，“我没有必要再忍下去了。”

另一方面，她觉得，“要让一个人为他做的恶付出代价。如果他不付出代价，就是对我的加倍伤害。”在过往看到的同类事件新闻里，汤小甜一直感到，只有让施暴者受到法律制裁和惩罚，只有赢得“公平”，才是对受害人身心伤害的最好“治疗”。

“大声说出来”

2022年5月，汤小甜与男友在非洲结婚。

从外表看，被猥亵、被性侵的经历连同那个贫困、悲惨的童年并没有在汤小甜身上留下太多印记——她阳光明媚，用流利的英语与人沟通。

从2014年到华东某省读研究生后，汤小甜就在学校的帮助下，频繁做英语家教，每月收入三四千元。在没有亲人支持的情况下，19岁的她实现了经济独立。从此以后，她再也没问父母要过一分钱，也与汤某涛彻底断绝了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