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诬陷”地铁偷拍后的80天 诬告成本太低是根本原因

他又联想到曾经上过热搜的类似事件。他认为，如果这些事件当时就有定性或有结果，他在处理这件事上就会有一个准则，“因为之前的不了了之，到后来我们遇到这些事时，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去处理。”

“维权也是想要一个结果，一个答案。”他认为还是需要一点“较真”，到底谁对谁错，要有个定性，而不仅是一个调解。

但最终5位决定维权的人都陆续放弃了，最后一位坚持的人因为拿不到证据无法立案，于近日放弃。“他曾问我要不要坚持，我给的意见是自己要衡量，因为我的维权也很难，需要花很多精力。”

何先生介绍，仅这次起诉的律师费，就要花去他一个月工资，而他还要在准备考试、工作的同时去起诉，“派出所在南边、律所在北边、地铁公司在东边。”他常常要多方奔走，由于舆论关注度高，愿意接手案子的律师少，立案程序也更加复杂。期间他经历了“无证据无法立案，未立案无法调取证据”的尴尬局面，又因管辖权异议，案件被退回补充证据。后来有两位同车厢乘客联系到他愿意为他作证，提供了书面的证人证言，才于近日获法院立案。

法院出具的受案通知书显示：何先生诉两名女子“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已受理立案。而在何先生的起诉诉求中，其要求对方公开道歉以及赔偿损失。何先生表示，他原本只想让对方赔偿1元钱，后来还是按正常的金额去做了主张。

对于何先生的起诉，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认为，整个维权过程，何先生都表现得非常克制及冷静，他没有选择过激的方式，而是走正当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从他个人而言，是支持何先生维权的。他认为，这个维权并非多余或是过激，出现类似情况就应像何先生一样通过正当手段维护权益。在林小明律师看来，何先生之所以维权并非仅因“诬陷”，而在于误解他人的一方未能诚挚对误解致歉。“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当误会得到澄清时，有错一方应真诚道歉获取被侵权人的谅解，否则，就应当以法律的方式让相关人员明白界限所在。

“真正胜诉的那一天，会取下口罩”

何先生认为，对方必须意识到自己错了，站出来觉得自己做得不对，然后道歉。如果自己都不觉得有错，“只是因为别人或法律的要求而道歉”，他作为当事人不能接受。

何先生是四川南充仪陇人，他说老家的人不会过多关注网络事件，就算知道，也不会知道当事人就是自己的家人。为了不让家人、朋友担心，这件事他没跟任何人说，他认为当天一起聚餐的同学可能通过新闻报道能联想到就是他本人。可他没说，大家也都保持默契地心照不宣。

这次采访，是他第一次面对镜头，他要求将口罩戴上，他说其实自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戴上口罩说话是一件很难受的事，“直接说话要坦然很多……但不想他们为我担心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