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国家与新冠的共存之路 希望过了这个冬天就是春天

通向群体免疫必然要付出经济和生命的代价，但在不同阶段做选择，将决定代价有多少。

2020 年 1 月至今年 12 月，相对于新冠病毒流行前五年的平均值，美国死亡人数增加了 128 万——所谓 “超额死亡”。跟往年相比，每 10 万个美国人里多 377 人死亡。美国的医疗基础设施和医疗开支都是全球领先，但平均死亡人数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Rochelle Walensky)今年宣布团队大规模改组，“过去 75 年，CDC 和公共卫生部门一直在为新冠病毒这样的情况做准备。但在重大时刻，我们表现完全没有达到预期。”

人口 2500 万以上、且有可靠数据的国家里，超额死亡率最低的是澳大利亚，每 10 万人死亡 84 人，比美国少了约八成。人口 1 亿以上的国家里，日本最低，每 10 万人死亡 93 人，只有美国的 1/4。

死亡不只是数字，但数量依然有显著差别。韩国过去三年超额死亡总数低于癌症、心脏病、肺炎、心脑血管疾病这四类成因，略高于自杀。而俄罗斯的数字数倍于其他死因。

拖到有序开放，靠信任和清晰的计划

2020 年初，新冠病毒刚在全球传播时，各国都不同程度启用了封控措施——这是人类应对瘟疫最古老的方法。区别在于有些国家封控成功，有些还没来得及封控，病毒就已经大规模传播。

英国国会下议院事后的调查报告批评了英国政府的疫情应对方法，称英国政府过早对 “封控” 绝望，选择 “拖延” 策略——不再阻止感染，但拖慢感染速度让民众实现 “群体免疫” [3]。

“英国政府检测能力有限、没有把握能研发出疫苗，并且认为公众不愿接受长期封锁，判断病毒大规模感染直至群体免疫不可避免。” 报告认为，英国和大部分欧洲和北美国家一样，早期错误地采取这种 “宿命论” 的方法，没有像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那样，以果断而坚决的手段阻止病毒传播。

美国的问题类似，美国非虚构作家迈克尔·刘易斯著书《The Premonition》(“征兆”)记录了美国政府 2020 年应对新冠的失败。他将问题归咎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一个本该在疫情暴发时统领全局的机构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不愿在疫情初期宣布严格管制措施，让各州政府各自为战。再加上 CDC 准备的核酸检测工具失效、口罩甚至长棉签储备不足，让美国失去了在初期控制问题的最佳时机。

虽然都没能在前期控制住疫情，但大暴发之后的调整也会影响结果。英国在 2020 年 3 月宣布封控，93 岁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全国视频讲话，鼓励国民居家，之后又在视频中公开接种疫苗。三年间，英国又根据病毒传播和疫苗接种情况两次放开、收紧，最终超额死亡的人口比例比美国低了大约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