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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轮关停潮已来 幼儿园一孩难求 说到底私营幼儿园本来就是盈利的

导读:首轮关停潮已来 幼儿园一孩难求 说到底私营幼儿园本来就是盈利的“两年前,还是孩子们追着我们跑,现在,是我们追着孩子跑。”王莉是北京丰台区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园长,2023年春节刚过,

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政府部门应当构建学龄前人口预警系统,研判资源未来配置需求,提高资源配置的韧性,化解人口发展可能带来的资源配置风险。

王海英称,各地应考虑各区的供给能力和区位禀赋,设立各自的“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警戒线。比如城镇化水平较高、人口集聚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城镇化水平较低、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大省资源,承载水平和警戒范围一定是不同的。

夏婧强调,各地区一定要实事求是,结合自身人口发展趋势和实际入园需求做测算和规划,需要建园就建园,该合并就合并,不搞一刀切。

“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到来”

王莉觉得,随着生源减少,第一批倒下的会是自己所在的普惠性民办园。

中国目前幼儿园主要有三类: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园。普惠性民办园的概念2010年就已提出。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对学前教育行业影响深远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提出要积极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2017年起,在80%的普惠率指标要求下,大量民办园主动或被动“转普”。

普惠性民办园,意味着性质虽属民办,但收费却是普惠性质。例如在北京,多数普惠性民办园生均每月保教费为750元,与同级别公办园收费一致;青岛规定普惠性民办园保教费最高不得超过同级公办园收费的两倍。相应地,政府会予以生均补贴和房租减免,比如北京的补贴为生均1000元/月。

对普惠性民办园,王海英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民办与普惠组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具内在张力感与矛盾性的概念。”生育率下降背景下,这种张力被进一步放大。采访中,多位幼儿园园长反映,即使在“补贴天花板”的北京,大多普惠民办园仍入不敷出,生均不足2000元/月的保教费和补贴就是幼儿园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要支付教职工工资。为尽可能节约成本,幼儿园想了各种办法:将配班老师换成实习生、取消原有的特色课程、减少玩具开支等。

北京朝阳区一所普惠性民办园园长姜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转普”前,她所在幼儿园以前每月生均收费接近7000元,当时,有的老师每年工资能涨1000元,现在涨薪“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由于工资低,招聘变得更加困难,现在普惠性民办园新招老师多是外地大专大本生,师资质量下降,且流动性很大。

夏婧分析,当生源变得稀缺,普惠性民办园质量下降,会进一步增加招生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她推测,第一批倒下的幼儿园可能是那些在政府要求下匆忙“转普”,但同时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普惠性民办园,以及一部分教育质量不高、区域设置不合理的营利性民办园。这些首当其冲的普惠性民办园中,最先倒下的是一个个单体园,背靠集团的幼儿园相对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一些。

“其实首轮幼儿园的关停潮已经到来了。”夏婧强调。她说,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在幼儿园园长群里,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园长还在挣扎,但趋势已不可逆转。另外,随着人口未来不断向城市集中,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还不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

在香港,出生率下跌已引发了一轮幼儿园关停潮和裁员潮。特区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香港出生人数仅为3.25万,死亡人数却达到6.21万,自2021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香港出生率进一步创下新低。与此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简称“教联会”)2022年5月调研了235所幼儿园后发现,平均每所幼儿园流失学生数约占全校人数13%~27%。超过70%的幼儿园出现财政困难,10%的幼儿园称明后两年内可能停办。到了12月,教联会再度调查发现,超过五成的幼儿园明确表示会裁减教师。截至2022年10月,香港已有20所幼儿园关闭。

王莉已做好了未来3~5年可能要裁员的准备。在她看来,普惠性民办园的补贴模式不可持续,最终要自力更生。面对越来越少的孩子,要想突围,唯一的出路是面向市场,提供特色课程和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她希望政策未来能至少“开个口子”。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柳倩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普惠性民办园的诞生,是在全国面临普遍性“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通过引入社会力量来填补公办园普惠学位的不足,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学前教育格局也要动态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理顺。

多位幼儿园园长指出,未来,幼儿园的大盘可能进一步分化,公办和民办的角色和定位会更加明确,公办“托底”,民办提供差异化服务,现在“卡在中间”的普惠性民办园会逐渐向两头演变。

幼托一体化的现在与未来

当下,更多面临生源危机的幼儿园想到的可行解决方案:办托班。

去年9月,王莉的幼儿园比往年少招了30人,空出来的一间教室,她决定用更小的孩子填满,于是新开了一个托班:主要招收2岁半~3岁的孩子。今年,如果招生人数进一步下降,王莉打算开更多托班,并考虑向更小年龄段延伸。托班收费不受政府指导价限制,每人每月是2700元,这笔“额外收入”就成了幼儿园当下的救命稻草。

在北京,多家受访幼儿园都称今年有办托班的计划。从全国近两年的情况看,生源减少后,幼儿园办托班自救是一种普遍做法。柳倩指出,上海幼儿园整体还没看到明显的招生难现象,因为上海政府很早就提倡幼儿园办托班,所以在市中心的一些地区,近几年由于产业、企业外迁而造成人口流向郊区,部分幼儿园发现小班招生不足后,立刻用托班填满,“于是现在都活得很好,其实上海本地托班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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