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关停潮已来 幼儿园一孩难求 说到底私营幼儿园本来就是盈利的

上海市教委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底，已有超过50%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其中超过一半为公办园。全国大部分地区如北京、安徽、山东等地则从2022年开始探索幼托一体化试点。

“所以我觉得幼儿园未来不会在短期内大面积地坍塌，而是会渐进式萎缩。”王海英分析。她认为，未来幼儿园为了生存，办托班现象一定会非常普遍。在南京，目前很多普惠性民办园都在不断拓展托班，从一个班、两个班到三个班。随着3~6岁生源的不断减少，多出来的班额可能会先让给2~3岁，最终过渡到0~3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最后，普惠性民办园可能慢慢全转向0~3岁，公办园仍以3~6岁为主”。

柳倩指出，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来看，如果幼儿园招生“向下延伸”做得比较好，中国未来不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的幼儿园关停潮。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延伸，不仅是延伸到0~3岁，更重要是服务的延伸，比如延长孩子在园时间，接送时间和家长的工作无缝衔接，这些跟进措施如果做得好，家长的不同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幼儿园就还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新加坡的生育率在 1960 年代初开始下降，在 1975 年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为了刺激生育，新加坡在近十几年来增设了大量托儿中心，招收对象是18个月~6岁间的所有年龄段儿童。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07~2017年十年间，新加坡托儿中心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 62911所增加到了143400余所，反之，幼儿园招生人数锐减，新加坡父母更倾向让孩子进入提供全日制服务的托儿中心。

夏婧202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国际比较视野下如何创造生育福利”的文章指出，影响我国女性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高质量的儿童早期照料服务供给不足，尤其是0～3岁托育服务仍然短缺，托育机构收费较高的现象存在，使大量适龄女性“生不起”“不敢生”。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已将“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国家卫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每千人口托位数为2.03个，和2025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专家指出，在幼儿园内办“小小班”，是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学前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很好的思路。但问题是，对幼儿园开托班，国家在政策层面目前仍不明确。国务院2019年5月发布的《关于促进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岁至3岁的幼儿”。

这里“有条件”指的是有空余学位和多余资源，但不同地区在执行上的松紧度不同。比如上海、深圳等地明确允许幼儿园申请开托班，深圳南山区教育局学前科科长曾少群说，只要幼儿园有开托班的意愿和条件，申报后，教育局就会联合卫健部门、妇幼保健院、街道社区等到现场勘察，也会提出改进意见。北京有的区要求幼儿园必须通过审批后才能开托班，且卡得较严，有的区“默认”了幼儿园私下的这一行为。

王海英解释说，中国学前教育与托育的管理体系是分开的，幼儿园传统上只负责3~6岁儿童，归教育部门管理，0~3岁托育由卫健系统分管。从基层来看，多数卫健委对推动幼托一体化很积极，希望将这两段衔接起来，但教育局往往更希望幼儿园生源减少后，优先解决大班额问题，“在执行层面，会发现两个部门间有很多协调上的障碍，这也导致规划上的衔接不够”。

2023年1月1日起，《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成为全国首部将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整合立法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由教育部门牵头来主管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市、区政府应建立综合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解决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柳倩说，上海和其他地区不同，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第一轮人口下滑时，上海市教委领导就预判了未来人口负增长趋势，于是从1999年起就开始探索建立0~6岁幼托一体的管理机制，“当时就有了提前规划，让幼儿园成为一个蓄水池，3~6岁孩子少了就办托班，如果孩子再少，再往更低的年龄段延”。

曾少群希望，国家能尽快出台一个关于托育的细化政策，列出收费等方面的参考标准，目前仍是以各地摸索为主。“我们一定注意不要走幼儿园走过的弯路，应尽快把托育机构的性质有个明确的定位。”柳倩说。另外，托育老师的专业性和综合性要求很高，国内还缺乏一套成系统的托育教师培养体系，这方面也应进一步加强。

王海英认为，结合他国经验，从学前教育服务人口战略的定位看，仅靠学前教育“单打独斗”，释放人口数量红利是较为困难的事情。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学前教育政策要结合生育、托育、家庭福利等一揽子配套措施，实现长时期、全领域的综合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