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女儿确诊罕见病 母亲决定寻找解药 愿孩子早日健康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万种罕见病,约3亿人终生困在其中。而在中国,这一数字约为2000万,他们有着相同的困境:无药可医,不被看到。
但大约到了2019年底,伍思嘉了解到这款药品已放弃进入中国。原因是,该药在国外获批了孤儿药资格,适应症是“癫痫持续状态或连续多次发作”,而非Dravet综合征,因而无法按121种罕见病目录引进国内,也无法享受国家快速引进政策、免临床上市。而如需在国内再进行临床试验,投入会激增。
伍思嘉觉得,企业的选择反映出客观存在的用药挑战。她将用药难的深层原因归结为三方面:一是用药以二类精神药品为主,属国家管制药品,其研发、销售环节均受特殊管制,如研发上无法享受政策快速引进,销售上也因明令禁售,只能去医院拿药,导致药物更难可及。“罕见病的共性是被看见得不够,而二类精神药品的特性,加剧了Dravet综合征的不被看见。”
二是罕见病用药存在很多个性化问题,但现有政策对此缺乏灵活性,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沟通渠道。对照来看,国外考虑到了罕见病的特殊特点,会设置专门对接协调的办公室。“国内有关部门不是不管,而是缺少协调统筹”,这种制度性原因也是比较大的挑战。
最难的一方面在于,目前疾病本身的临床经验研究没有系统梳理归类,导致患儿家长存在用药迷茫,并不知道哪些用药才是精准用药,“选药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过程其实挺痛苦的”。
“可能做不好,但不做不行”
伍思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她和丈夫,还有他们的伙伴团队卓蔚宝贝支持中心(下称卓蔚),伍思嘉是联合发起人之一,那年她32岁,有一份全职工作。
为了孩子,这样一位母亲、这样一群家长,在5年里做了那么多行动和尝试,翻译照护手册、做科普直播、开发监测手环、尝试引进药物、邀请国内外专家举办研讨会……
最开始,伍思嘉和丈夫设想的是以组织的形式辅助医生,以了解症状何时出现,疾病怎么演变,哪些药物有用等。但他们发现,很多患儿家庭疾病管理不佳,有的连基础急救都没搞清,“可能很多孩子都还没来得及做更深一步的用药分析,就在最开始的环节败下阵来。”因此,他们转而尝试做一些患儿家庭支持。
2017年底,卓蔚的家长们发现一本很完整的英国照护手册,包括介绍病情、共患病、急救医疗卡和可能的家人关系变化及如何相处等照护建议,不仅仅事关一种病本身,还包括与病相处的一种生活状态。
她觉得这样的内容很好,便发动一些家长一起翻译。
手册63页13章,每章三四个小节,两人翻译一人审校。翻译到第四章,因为觉得手册内容可以和更多人分享,2018年中旬又开了公号,成为卓蔚的原型。
卓蔚如今的组织目标有三个:患者关爱、社会倡导和医疗协作,但最开始一点都不清晰,“想到啥就做啥,能做啥就做啥”。
卓蔚制作的视频里的孩子们。
医疗协作是伍思嘉和卓蔚的重点方向之一,她设想在治愈性药物开发和可及药物引进方面做一些努力。
罕见病的共性问题在于病人少,导致医生因见得少更易漏误诊,新药或疗法的科研工作因样本量不足难以产生进展,临床试验也因此成本过高,药企没有动力参与。因而往往需要患者家庭凝聚为组织,便于与各方合作,把疾病往治愈的方向推进,彼此也能互相慰藉。伍思嘉也希望借组织模式,不诉诸个人情绪,而是探索出医疗专业的解决途径。
同样作为罕见病患儿家长,相比此前引发舆论关注的在家制药救子的一位父亲,学医出身的伍思嘉选择了另一种“制药救子”:她想更为扎实地把疾病研究清楚,做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治愈性药物。在她看来,这位父亲面对着更加迫切的生命需求,可能会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他们选择这种“制药”,是基于面对的状况不一样,对风险会更谨慎。
她认为,只有了解清楚疾病,才能判断研发的药物能起到的作用,“控制风险和获益,一步一步漫长细致地做起来”。而因为有专业人士参与发起,卓蔚在各个病种的罕见病患者组织发展探索中,显得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