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印度女性开始不愿生娃 说明女性意识觉醒人类文明在进步

印度阿萨姆邦提斯浦尔市，经受剖腹产的妇女在病房休息。受限于医疗条件，这里的孕产妇死亡率为印度最高。

“生育应该由女性自主决定”

斯瓦露普提及的“第三世界问题”，指的是印度庞大的年轻群体在分享到经济红利前，从未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尽管印度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就业市场规模相比逐年增加的年轻人口数量，仍是杯水车薪。

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报告称，印度失业率从2018年的4.9%上升到2020年的7.5%。其中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更不用提，如今印度65%的人口在35岁以下，18至35岁人口有6亿之多。但印度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在全体劳动人口中的占比仅为19%，年轻女性更是只有5%。

孟买的女学生。

让斯瓦露普心情复杂的，是她看到许多孩子因虐待、毒品问题或不负责任的父母而流落街头，众多年轻人缺乏工作机会，经济困难始终没法解决，过剩的精力无处消耗，让暴力和极端主义事件有所上升。“人毕竟不是牲口，要把这么多年轻人转变为国家的优势，是要在他们身上投入资源的。”斯瓦露普说。

与这些孩子们打交道时，和后者产生的情感连结让斯瓦露普不堪重负。她最喜欢的一个女孩名叫迪娜(化名)，后者因为失去父亲而流落街头。斯瓦露普将迪娜送进儿童福利院，但迪娜不喜欢福利院的生活，逃了出来。除了志愿者的课，迪娜没有机会接受任何教育。后来，迪娜嫁给一个同样流落街头的男孩，生了孩子，却经常被家暴，最终她离开了丈夫。如今25岁的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迪娜是个很可爱的女孩，跟我认识的时候她只有8岁，可以说我是看着她长大。”斯瓦露普说，看到迪娜的遭遇，自己心都碎了，但很难责怪这样一个女孩为何要嫁给如此糟糕的丈夫，“她是一个孤儿，你给她爱，她就会回应。她的生活看似是自己的选择，却始终源于贫困，她别无选择”。

在斯瓦露普看来，印度在儿童和妇女福祉方面存在系统性缺陷，“人不是数字，是生命。额外的人口出生时，他们会被怎样对待很关键。”

2021年6月16日，印度金奈，母亲们带着自己的新生儿来到一家政府儿童医院，为孩子接种疫苗。

家住印度孟买的汉语教师潘美丽也常常思考，如果生儿育女，能给孩子带来怎样的生活。潘美丽1992年出生于孟买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直到第四胎生了儿子，才停止生育。

潘美丽向《凤凰周刊》回忆说，小时候父母收入不高，一家六口的生活很拮据。“我们一家人每年夏天会去印度北部，那里是父母的老家，除此之外哪都不去。我母亲总在路边摊买衣服，商场什么的就别想了。他们也不鼓励我和同学出去玩，觉得浪费钱。我读大学二年级时，家里才有了第一部手机，我和双胞胎姐妹共用，有时候家人们也会用。”

2013年，潘美丽来到天津师范大学学习中文，在校期间第一次吃上“过去觉得昂贵”的麦当劳。“现在我会和母亲说，那时候你们经济条件不好，养这么多孩子，让我们一起吃苦，值得吗?”潘美丽说，她和上一辈人在观念上有代际差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吃苦。我一个人吃苦就够了。”

潘美丽面临的代际差异，一定程度上是“印度当代女性不断增长的见识和父母保守的传统观念”间的矛盾。潘美丽的家庭来自婆罗门种姓，尽管种姓制度在1950年就被废除，但传承两千年的等级制度在老一辈人心中仍然根深蒂固。

让她苦恼的是，父母曾提醒她不要找其他种姓、非北部出身的男友，否则可能会和她断绝关系。这一警告，让潘美丽在国外留学时拒绝了很多男生的追求，而回到孟买后，不同种族、阶层混杂的都市生活，使她更加无法理解父母的执念。但无论如何，长年的防备与克制，让潘美丽与结婚生子的想法渐行渐远。

父亲的大男子主义做派也让潘美丽对婚姻心生恐惧：平日里家务事只有母亲一人承担;父亲性格冷酷，脾气不佳，家里出了事似乎全是妻子的错;母亲作为全职主妇，没有经济来源，当父亲失去收入，家里便捉襟见肘。

“最近我母亲生病了，父亲不得不在家做饭。母亲竟然对我说，你看结婚还是好事，生病了有人帮你承担家务。”潘美丽对此嗤之以鼻，“我和她说，你不生病的时候，就不希望有人来帮你吗?”

此外，孟买的养娃成本也高到令人咋舌。不久前刚从新德里搬来的同事，为孟买的住房成本叫苦不迭。她的另一位同事刚把孩子送去国际幼儿园，一学期的学费约合1万多元人民币，即便这位同事的丈夫是程序员，夫妻俩每月收入超过2万元人民币，依然直呼“压力太大”。“要知道，除了学费还有其他开销。孩子在学校也会和同学做比较，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不能没有。”潘美丽感慨道。

2022年5月8日，孟买街头，一名妇女走过一幅母亲抱着新生儿的壁画。

如此一来，潘美丽的人生规划更集中在自己的事业上。2023年9月，她将前往北京继续攻读汉语教育博士。谈到长远规划——和母亲口中“丈夫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相反——她希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印度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穆特雷贾笑言，相比其他避孕方式，让女性接受教育，或许是最好的“避孕药”，“教育能推迟女孩结婚的年龄，帮助女性拥有参与经济的技能和知识，印度也能从年轻人口中获得红利。当更多女性开拓职业道路后，印度的生育率还能进一步下降。”她认为，在印度庞大的年轻人口基数上，即使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两个孩子，也会推动人口增长。

斯瓦露普认为，印度社会许多腐朽落后的观念要通过未来一代又一代人改变。“未来生育应该由女性自主决定，不论生与不生、早育还是晚育。假如40岁的我被长辈勒令生孩子，还必须一直生，直到生出男孩，这种晚育有什么意义呢?”

三年前大女儿出生后，斯瓦露普和思想同样进步的丈夫决定给她创造一个新姓氏。“这是因为，我们夫妻二人的姓氏很大程度上透露了我们所属的种姓和宗教，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未来还被这种可耻的、将人分化的标签所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