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其中之苦！

张伟国没太在意，他觉得父亲可能只是年纪大了。

2021年1月，张伟国正式退休。退休后，他和妻子外出玩了一圈。回家后，他去看父亲。老人表现很正常，女朋友在一旁胡乱收拾着屋子。他陪父亲在沙发上坐着，老人突然冒出一句，“你妈去买菜了，怎么还不回来?”

“我妈都去世十几年了，你糊涂了吧!”张伟国有些诧异。话音没落，父亲抓起茶几上的杯子摔得粉碎，用极为难听的话辱骂儿子。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又对张伟国说，“你叔下午过来找我办事，你吃完饭就回去吧。”

“老人照顾老人”可能成为每个家庭不得不面对的养老困局。

张伟国彻底听蒙了——他唯一的叔叔，早就过世了。

午休过后，张大均看上去又恢复了正常。张伟国看着没事，就回家了。回到家，他讲起父亲的异常表现。“我爷爷不是老年痴呆了吧?”女儿说。张伟国赶紧让她在网上搜了些资料，比对下来，他觉得父亲的确有了点儿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

之后的日子，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橡皮擦不断抹去老人的记忆，他有时完全不认识儿子，有时偶尔记起有个女儿，但不相信她已经去世。张伟国带父亲去医院检查，他很快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医生开了些改善认知功能和控制精神症状的药物，让他们回家了。

医生告诉张伟国，这个病只会越来越严重，病人需要人全天陪护，日常再做些智能和社交方面的训练，不能整天关在屋子里。

他把父亲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女友。老太太很冷静，要了一万元“感情损失费”后，头也没回地离开了。当房间只剩张伟国父子俩时，他彻底明白，自己被困住了。

妻子迅速表态说和他一起分担照顾老人的重任。但张大均太能折腾了，乱发脾气、骂人不说，还动不动脱光衣服乱跑，渐渐的，妻子和女儿便不再登门了。

张伟国成了唯一照顾父亲的人。退休前，他朝九晚五，早睡早起。现在他没有固定作息，父亲做什么，他就只能做什么，经常熬了一个晚上，还没睡几个小时，父亲就又起床进入了自己的世界。张伟国只能跟着一起起来。

他知道自己也在不可避免地衰老着——血压忽高忽低，呼吸偶尔急促;有时特别想上厕所，站在马桶前，却要半天才能尿出来。

张伟国用父亲的退休金陆续请过几个保姆，但保姆们受不了张大均裸奔，纷纷离开。张伟国还想过把父亲送到专门收治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养老院，但出于孝道，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困在时间里的张大均，记忆还在不断消失——他先是忘掉了近几年的事，接着又忘了近十几年的事。到了今年，他只能记住些自己三四十岁时的生活片段。他也从不认为自己病了，一切来自儿子的关怀，都让他觉得是在加害自己。

“那是我爸，无论指责、谩骂，我都要忍下来。”张伟国知道这是愚孝，可他没得选。

“如果可以安乐死”

张伟国也想过一些“如果”——如果父亲在睡梦中去世就好了，如果经历一场意外也行。每到这些念头冲上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不配做人。而父亲再度暴躁、折腾后，“如果”又会出现。并且，这种渴望来得直接而强烈。

“长期压抑的家庭看护者，他们的压力就像是在空杯子上慢慢加水，快到杯沿儿缘处，似乎还能承受，等到再满上，压力就如同杯中的水满溢出来，崩塌殆尽。”日本一本叫《看护杀人》的书中，记录了不少家庭看护者的普遍困境。

这种困境对66岁的常桂英来说再熟悉不过，而类似张伟国那些“如果”的念头，也在她的脑海中不只一次出现过。

常桂英的母亲88岁了。6年前，她在小区遛弯时，被一辆飞驰的电动车撞倒，头部受了重伤，成了植物人。医院诊断她是“弥漫性轴索损伤”，属于比较严重的颅脑损伤。即便能幸存，也是严重失能或植物人状态。

“我母亲最终活了下来。”常桂英从医生那里得知，母亲一年内醒不过来的话，就是植物人了。那之后，她按月数着，在医院过完了12个月。这12个月，她几乎没有离开过医院。

陪在母亲床窗边，常桂英一直对她讲话。讲累了，就用手机小声播放河北梆子片段，但母亲从没做出过一个动作，安静得如一株植物。

12个月过后，常桂英将母亲接回了家。她拿出自己记的账本一看，母亲在医院的这一年，共花费了22.4万元，其中5万是肇事方出的。常桂英薪水不高——上班时月薪4000多，退休了只有2000多，夫妻俩少量的存款原本是留着给儿子结婚用的，现在都花在了母亲身上。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已经退休的丈夫在小区当起了保安。

母亲有一套小房子，常桂英和丈夫商量后，自己搬了过去。从此，她彻底没有私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