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争夺案始末 孩子到底会判给谁？背后有没有不能公开的秘密呢？

2012年，在章敏的提议下，两人决定从上海搬到北京，与章的父母一起生活。

林迪从来没去过北京。她是上海人，从小在上海长大、读书、工作，亲友关系基本都在上海。当时她给已在苏州定居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征求他们的同意，希望他们理解，自己和女友对未来的规划。

到了北京，林迪先找了份管理类的工作，做了半年，有点不适应，感觉不太能融入新的环境，就辞了职，跟章敏一起帮其父母打理生意，她主要负责做财务，章的父母给她们发工资，两人的生活和感情渐趋于稳定。

林迪说，2014年两人就有了生孩子的想法，那时身边有女同朋友通过借精方式生了小孩，她们作为孩子的干妈，也感受到为人父母的喜悦，觉得如果自己有孩子的话，“一定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下定决心后，两人便开始备孕，同时寻找相关渠道。一开始她们想问身边的朋友借精，也有人同意了，但后来仔细一想，又担心以后会发生纠葛。最终她们把目光瞄向了丹麦的一家公司，那里号称有全球最大的精子库。

联系好这家公司与专业诊所后，她们在2015年3月抵达丹麦，按照计划，她们将在欧洲待上三个月，各自有三个排卵周期可以进行IUI(人工授精)。但在第一个周期里，章敏检查出多囊卵巢综合征，所以第一次IUI只有林迪一人做。

做完后她们开始往南旅行，林迪几乎每天都会拍拍自己的肚子，笑着问：“说，你在不在里面?在不在?”十几天后在丛林里的度假村测出的验孕结果，给出了否定答案。

返回诊所的路上，林迪对章敏说，如果她能怀上双胞胎，自己怀不上也没关系。章敏纠正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两人都怀上。

为了加深彼此的联结，她们从始至终都用同一个人的精子。但之后的两次IUI ，均以失败告终。

她们按原计划回国，决定改做成功率更高的IVF(试管婴儿)，依然选择在丹麦的同一家诊所做。第一次IVF时，她们每人只有一个胚胎，最后都没有着床。再度失望而归。

2016年春节前，她们第三次远赴丹麦，做第二次IVF。取卵后第三天，两人各自植入两个受精卵，余下四个继续培养成囊胚。结果，囊胚培植失败，肚子里的4个也没有成为她们期待中的宝宝。

至此，她们已经努力了整整一年，叶酸也吃了一年多，没有一天停过。屡屡失败的沮丧感达到顶点，但就此放弃又心有不甘。后来经人推荐，她们决定到美国去，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还不成功，就只能接受了，说明我们没有这个运气。”

在美国取卵前，林迪、章敏两人打的针。

在美国取卵六天后，由于卵巢衰退，林迪只培养出两个囊胚，下一步还要做PGS染色体筛查，这是她压力最大的时刻。所幸筛完后，她还剩一个，章敏有四个。

此行期间，她们在洛杉矶择日登记了结婚。那一天是2016年7月6日，她们穿着便服在市政厅的小教堂举行婚礼，林迪回忆，当时说完“Yes，I do”后，她不自觉流下了眼泪，签字的手也在颤抖。

2016年10月，章敏和林迪在美国先后接受胚胎移植。她们想要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按原计划，林迪先移植自己的男胚胎，章敏再移植自己的女胚胎。但到了移植周期，林迪的激素没有达标，为了不打乱已订好的行程，她们决定按时赴美，让章敏先移植自己的一个男胚胎，等林迪激素合格后，再移植自己的男胚胎和章敏的女胚胎。

如她们期望的那样，三个都怀上了。朋友为此惊叹，“你们怎么那么勇敢啊?”

不幸的是，在12周产检时发现，林迪肚子里的那个男胚胎已停育。她在B超床上痛哭，章敏一直安慰她。

林迪说，虽然最后的结果与设想不同，两个孩子都是章敏提供卵子，但她们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哪怕是现在我也不觉得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孩子，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产检那天，林迪在一篇记录两年受孕经历的个人公众号文章结尾，写下这么一段话：

这一路上的曲折和欢喜都像是在测试我们的一致心意。为了组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族，我们或许走了最弯的路。这已经无法用“成功”和“失败”或“幸运”和“不幸”来衡量我们的经历。那一刻，我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帮助我们来完整我们人生体验的。而我们依然还有两个优秀的孩子。我们也是通关后升级版的我们。

故事发展到此，才只是我俩下一段人生的引子。

破碎的家

“我们曾经很好”，林迪反复强调这一点。两人在孕期相互陪伴，彼此照顾，章敏对她“呵护有加”，很多画面让她至今想起仍有温柔的感觉。

那时，章敏因怀孕变得爱吃水果，她们晚饭后会一起出门散步，手牵着手去买水果，有时会停下来静静站着，相互依偎着，看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