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争夺案始末 孩子到底会判给谁？背后有没有不能公开的秘密呢？

“作为一个在家多年没有出去工作的人，我很怕环境变动导致孩子过很差的生活，我怕孩子受委屈。”林迪说，分手这件事几乎摧毁了她的自信心，使她时常陷入一种“我真的那么差吗”的自我怀疑。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能力把孩子照顾好。

章敏的那些话，犹如施了魔法的万钧之力，压在她本就茫然无措的心上，以至于不自觉地困在对方的逻辑中，失了方寸。

她决定先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再回来解决孩子的问题。

那天下午，她跟孩子们正常告别，随便收拾了两件衣服，带上女儿的出生纸和两张结婚证，离开了那个经营了七年的家。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孩子。

被拒绝的探视

在回苏州的高铁上，林迪失控般地哭了一路。她感到无比后悔，恨不得立即掉头回去。母亲来火车站接她时也哭了，她拒绝了母亲的拥抱，像被痛苦灼伤到谁也碰不得。

离开原生家庭十几年，明明已经当妈妈了，突然一下被“打回原形”，以一个如此糟糕的状态，回到父母身边，重新变成了那个让他们担心的孩子，林迪觉得，她的人生太失败了。

十天后，在母亲的陪伴下，林迪鼓气勇气去北京找章敏沟通。“我非常清楚她不会让女儿跟我走，但我必须要开这个口。”她又紧张又害怕，压力很大。

林迪先把母亲安顿在宾馆，独自前往章家楼下的肯德基，与章敏见面。她回忆，章敏提出如果她要带走女儿，先把之前给她用的钱还回来。

那两年在国外受孕生子，花了一百多万，都是章敏父母出的钱，“我们帮她家里做事，我们也不拿工资，要花钱的时候，她妈就打一笔钱过来。”

林迪问，你要多少钱?章敏说一千万。两人谈崩了。林迪想看孩子，便提出要回家收拾东西，章敏说她来收拾，然后就上楼了。林迪回过神来，也跟着上楼了。

是阿姨开的门，女儿在边上站着，林迪还没来得及喊她，她就被拉进去了。章敏立刻出来，把门一关，开始骂人，因为她刚发现林迪把女儿的出生纸带走了。两人在楼道里争执起来，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早，林迪再回去，发现屋里完全没有动静，孩子已不在里面了。后来她得知孩子被带离了北京。她去问阿姨，阿姨很为难，表示不便再和她联系。

章敏说等过两天她有空了，可以继续谈。“你这样我们还聊什么呢，孩子都不在北京了。”林迪和母亲当天就回来了。

回到上海后，她开始找律师。她觉得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要回孩子，她很难面对那个“很强”“很有谈判技巧”且深知自己弱点的人。很多时候她看着手机，想跟对方说她想见孩子，都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圣诞节前好不容易开口了，又遭到对方拒绝。

对她来说，光是面对章敏，就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她需要专业的人来帮助她，替她挡在前面。

律师高明月回忆，去年12月下旬林迪第一次找到他时，整个人很消极，情绪非常低落，对自己和案子都没什么信心。“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鼓励她，这是我们在很多案子中不曾遇到的。”他劝她振作起来，“你要让法官知道你有信心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法官才有信心把孩子交给你。”

刚和孩子分开那段时间，林迪的状态不太好

后来有一天，林迪的手机收到了孩子们的体重信息，那是北京家里一个智能体重秤发送的，说明孩子们已经回北京了。

当时已重新工作的她，趁着元旦放假，连夜坐了火车，于31日上午到了昔日的家门口。

家里有两道门，第一道是指纹锁防盗门，第二道是钢门。林迪说，她到的时候，第二道门没关，能听到里面有孩子的声音，章母也在家。她敲门说;“外婆，让我看一下孩子。”章母很惊讶，马上打电话让章敏回家，始终没有开门。

45分钟后，章敏赶回来了，劈头一句“孩子是我的”，她反驳说“孩子是我的”，于是两人在楼道里又开始了“幼稚”且无意义的争吵，言语激烈。“她有点气急，扯我头发，抓我手臂，想让我离开。”

高明月的北京同事袁富连赶到现场时，先是听到林迪在哭，然后看到个子较高的章敏拽着林迪右边的胳膊，往电梯方向拉扯，看到她来了，才停止动作。

袁富连说，章敏始终很冷静，后面警察来了，她也一直强调林迪是代孕的，要来抢她的孩子，还跟她要钱。

那天林迪报了三次警。第一次她和章敏同时报警。林迪回忆，警察来了之后，双方各说各的，一个拿出了出生纸，一个说有亲子鉴定，警察感到很困惑，她把整件事情解释了一遍，警察差不多听明白了，就说这种事不是他们的管辖范围，建议她去法院解决。

警察以扰民为由，把她们带到楼下谈，没有谈好。章敏表示跟林迪彻底划清界限，然后转身离开了小区。后来，她把林迪拉黑了。

之后林迪再次上楼敲门，求章母开门让她看看孩子。因为后来一直没听到孩子的声音，她很担心，就又报了一次警，求警察让她看一眼孩子，确认下孩子的安全。警察与章敏取得联系，但后者始终没有出现，并强调孩子不在家里。警察让章敏发一段孩子的视频过来，证明孩子是安全的，然后把林迪带到派出所做笔录。

下午4点做完笔录后，林迪独自返回章家，发现孩子又被转移走了，且这一次完全无从得知他们去了哪里。林迪被绝望击溃了。她千里迢迢来看孩子，确认孩子就在里面，离她只有一门之隔，却一眼都没见到。

深夜，她第三次报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倾诉。警察还是来了，规劝无果，又走了。她坐在门口的猫砂上，继续无望地等待，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那天北京零下6℃，她一天没吃东西，没上过厕所，又冷又饿，身心俱疲，蜷缩在昏暗狭窄的楼道里，就这样跨了年。

2019年12月31日，林迪蹲在北京昔日的家门口度过了跨年夜

凌晨一点多，她到楼下的麦当劳吃东西。这家店她带孩子们来过，回忆让她无法久留，凌晨3点她打了辆黑车，逃也似的直奔火车站，却不知道火车站也会关门。

她受着冻，心慌了。刚好另一辆车停下，下车的女孩也发现来早了，赶紧又回到车上。林迪请求带上她，司机和女孩都同意了。司机本想把她们带到附近的餐饮店避寒，但开了几公里都没找到一家营业的店，他干脆停在路边，说等到5点再把她们送进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