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把父亲送进监狱后 她仍不原谅母亲 愿女孩能从阴影中走出来必经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走!导致我不敢说,但生出了叛逆心理。现在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无论是父母离异,还是遭受过性侵,都只是一个‘普通的故事’。
但三叔仍不罢休。“你把‘强奸’两个字挂在嘴上,让全世界都知道,你要不要脸?你还是没结婚的女孩子啊。”“对你看错了眼,当初他一分钱就不该给你,你活该饿死最好。”最后,三叔提到,小时候,母亲带着幼年的汤小甜去深圳,“像两个要饭的”。他说自己为母女俩安排住招待所,请吃饭,请假带她们玩,“所有一切换来你及狗男人(男友)的骂。”
汤小甜说,三叔的确对她很好。每次父亲不给钱时,她对三叔哭诉,三叔都会掏出一两千,“虽然不多,但对当时的我的确是救命钱。”高三毕业的暑假,她去深圳讨钱,爸爸不理她,是三叔打车带她去看了电影《阿凡达》。“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电影。三叔其实不感兴趣,看到一半他都睡着了。”因此,过去很多年,汤小甜对三叔寄托了一种父亲般的情感。
但三叔在哥哥性侵侄女的事情上,却没有任何干预。此次汤某涛被警方传唤后,三叔给汤小甜打电话,“他说,大哥就算杀人,他也要给他送饭,给他请律师。”
因为三叔的羞辱,汤小甜差点要放弃了,“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是对的,双方生活都步入正常了,我不应该把自己弄到这么‘不要脸’的地步。”
“一直到一审结果出来前,我都非常难熬。”汤小甜说,在郑州公安局里,她对着不同的警察不停复盘过去的遭遇。她担心“不停地复盘,最后报警带来的收益是零”。
直到去了非洲,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和习俗,之前的压迫感似乎才一放而空。她心情变好,重新勇敢起来。回过头看,汤小甜觉得,吐露和复盘这些在内心郁积多年的遭遇,不但不是“耻辱”和“二次伤害”,反而“对我的心理健康是有帮助的”。
去了非洲,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压迫感似乎一扫而空
“有父母,还不如没有”
一审结果出来,汤小甜感到一丝开心——但不是那种复仇成功的快感,“就是看到一个人,终于有了恶报,一件事终于有了一个正义的结果。并不是我赢得了什么,而是顺理成章的,本该如此。”
她也不认为事情就此结束,“还需要那些对犯罪漠视、助纣为虐的人认识到错误并道歉。”
比起父亲的伤害,汤小甜觉得,这13年,母亲带给她的是更深层次的伤害。
2021年底报警前,汤小甜就敦促母亲去公安局作证,但刘芳“找出千种理由拒绝”;汤某涛被起诉至法院后,刘芳劝女儿,“汤某涛力量很大,你斗不过他的”。汤小甜看得到母亲身上根深蒂固的“懦弱、愚昧”,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为了挽回女儿,刘芳终于答应作证。8月庭审前一天,她从老家赶到郑州,和万淼焱一起,给侦办此案的刑警送去了家乡特产——咸鸭蛋和挂面,“这样难的案子都破了,(警察)该得1000分”。但当天深夜,刘芳又打退堂鼓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我又说不过他。”万淼焱立刻给她鼓气。
第二天,刘芳勇敢出庭了。她说,从2009年女儿上大学到2016年研究生毕业,因为学费问题,她每次放假都让女儿去找汤某涛要钱,“每次一星期到半个月不等。只是每次回来,女儿都给我说,被她父亲猥亵了。不是摸胸就是摸下体。”
2009年第一次猥亵后,女儿给刘芳打电话哭诉,“说不想活了”。刘芳向河南110报了警,又打给深圳警方,但因她表述模糊,事情不了了之。“我心里是很难过。总希望下次会好的。”她还安慰女儿,“他是医生,是你父亲,没事的。”
她还回忆,2013年暑假女儿从郑州姑姑家回来后,变得“脾气很差,经常哭,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我问她,她也不说。”刘芳对法庭陈述道,“还有几次差点自杀,有几回还让我拿刀把她爸爸砍死。要是能砍死,她就什么都听我的。”
2013年的博客中,汤小甜常常为学费苦恼,害怕失学。
直到2021年10月底至11月回国,汤小甜还是“一直哭闹,说很痛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以至于刘芳做了饭,女儿不吃,也不跟她说话。后来,还是女儿的男友马克告诉她,汤小甜在2013年被汤某涛强奸了,这些年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
刘芳的供述构成了本案的有力证言之一。但汤小甜说,妈妈之所以愿意去派出所协助报警、出庭作证,是在她“断绝母女关系”的威胁之下才做出的。汤小甜还听到,后来刘芳去跟她自己的朋友聊天,朋友也说,“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这让刘芳再次强化了自己当年“没错”的想法。
因此,她认为妈妈的那些妥协,只是出于权衡利弊,并不能证明她真的“反省、悔悟”。
自2016年出国后,汤小甜就逐渐不再和妈妈联系。最近两年更是接近“断了母女关系”。汤某涛被刑拘后,汤小甜回到非洲,拉黑了母亲的微信和电话。从那以后至今,都是男友马可在母女俩中间斡旋、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