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的农村如何度过疫情寒冬 背后的真相让人始料未及

老孔所住的黄冈某地城乡接合部，小区共有200多户千余人，每户都有老人一两名，总体老龄化比例在20%以上。去年12月17日，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等多种基础病的他开始发烧感冒，服药后渡过难关。公务员退休的他是当地医养条件较好的一批人，有城镇职工保险和慢性病医保。但即便如此，小区对于其健康情况并未建立档案，疫情冲击之下社区也并未对他进行排查。

最近，小区里放了几次鞭炮，鞭炮一响，他就知道又走了一位老人。

从事农村工作多年，老孔对于农村医养差距深有感触。“无儿无女的‘五保’老人由政府出钱看病养老，儿女有钱或者自己有退休工资的老人也可以颐养天年。但中间那批自身有重大疾病、儿女又在外打工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境遇最糟，每月100多元的农村养老金无法覆盖他们的生活，即便县医院可以报销60%，但余下部分对农村老人而言依然是很大负担，他们生不起大病。”

据老孔介绍，当地农村老人平时可以去社区或乡村医院买药，看一些小病或者慢性病;生了大病无人照料的情况也不罕见。中风之后，老孔去当地残联办的护理院做过康复，看到那里的一些农村老人晚景凄凉，“独自一人瘫了七八年，最后慢慢就走掉了”。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黄冈市65岁及以上人口91.85万人，占比为15.61%，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21年，该市城镇化率不到50%，排在全省倒数第三。

为何有的老人把新冠当作大感冒，而有的却因此送命?又为何部分农村老人重症并未就医?

前述医护人员介绍，“新冠感染有很多症状。有的年纪大的、心肺功能不好的老人，他可能会合并肺部感染严重。”她表示，“有些年纪大的人，估计是从心里面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觉得自己治不好了。但也有些老人90多岁，血氧降到七八十了，家属的抢救意愿还是比较强。”根据连续几版《新冠诊疗方案》，血氧饱和度低于93%即为重症患者，需要进行辅助呼吸治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近日表示，春节将近，随着人员流动的增加，城市疫情有可能蔓延到农村，增加农村疫情防控压力。要提前布局，一方面让药能够发下去;另一方面要让农村的重症患者，特别是老年重症患者及时转上来。

乡村医生：和农村一起老去

郭红卫是浠水县的一名村医，村里4000多人中，65岁以上老人有600~700人。他所属的镇卫生院有四支家庭医生团队，每支对应三四个村，每个村有两名家庭医生。

浠水县位于大别山南麓，是传统农业和人口大县，也是劳务输出的大县，每年有超20万，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在外务工，当地老龄化趋势加深。

2022年12月22日，第一财经采访郭红卫时，他咳嗽加重，“估计是阳了，要休息几天”。他已经64岁，接下来几天的问诊工作会交给另一位“年轻”的村医——也年近60岁。

河北保定的村医秦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业，“赶上了赤脚医生的尾巴”，前几年，他考取了执业(助理)医师。

2022年12月初，秦海经历了最忙碌的时候，早上5点就会被病人的敲门声叫醒，在发烧状态下开始一整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忙碌，每日接诊数十病人，还经常上门治疗。

村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80多位，他们的基础病、常用药，秦海心里都有一本账。如今，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新生儿越来越少，秦海也步入暮年，周围像他这样干了几十年的同行寥寥无几。

一些年轻的村医选择了离开。

哈尔滨的李同强曾是一名村医，但因为“个人发展原因”，40多岁的他选择在2019年离开这支队伍，去城乡接合部开自己的中医诊所。“农村医生的工作量非常大，除了治病还要承担当地的公共卫生事务，收入水平和覆盖人口挂钩，总体收入来源非常有限。”他告诉记者。

在秦海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职业高光时刻，那时乡村医生受尊敬，逢年过节总有人上门送礼;之后，村里的瓦匠木匠开始吃香，村医的收入下滑，愿意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因此许多村医到了退休年龄还会被返聘。

根据国家卫健委每年发布的《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行政村和村卫生室数量逐年减少，乡村医生队伍正在逐渐萎缩，近两年减少14.6万人。

持有乡村医生资格证书经注册可以在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持有执业(助理)医师则可以在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执业。截至2021年底，两者合计人数约为117万人，平均每人对应约80位65岁以上的农村老人。

因此，乡村医生数量减少，其一是因为农村人口的减少;其二是部分乡村医生升级成为执业(助理)医师，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在乡村问诊，每千农村居民的村医数近十年来实际上在提升。

截至2021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4.3亿元，共培训基层卫生人员59万人，其中乡村医生38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