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员皆兵 医护搏命重症高峰 背后的真相让人始料未及

早在2022年12月9日，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要对各专科ICU，按综合ICU的标准进行扩容改造与建设;对专科ICU的医务人员，进行综合ICU知识技能方面的训练和培训，确保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快速补充到重症医学专业队伍当中。

在北大国际医院的重症医学科ICU，放开之前收着八九个重症病人，如今重症病人数量已经增加到18人，其中超过50%是感染新冠后重症入院的。而科室尚有6张空闲的ICU床位，但护理人员并不够用。

“现在三班倒，我们27名护士，只能收到18个病人，就撑死了。”李刚告诉记者，“ICU的医疗安全、护理安全，跟人力资源是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源的缺乏，跟ICU的病死率是密切相关的。”

在李刚看来，医疗资源的挤兑，对于重症医学科而言，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的挤兑。

李刚告诉记者，重症医学科标准的床护比是1：3，即1张床配3名护士，但现在1名护士要看2张病床。尽管如此，ICU还在保障着非新冠感染者的重症救治工作，比如收治危重孕产妇、脑出血、心梗等病人。

ICU医护人员也因感染难以避免地出现减员的情况。“最多的时候只有一半人在这儿守着。”李刚说，“那还都是轻伤不下火线，带病坚持工作。”在他看来，不少医护人员都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牺牲了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一心扑在临床上救治每一位危重症病人。

后来，医院从其他科室抽调来3名护士支援，但由于ICU救治经历不足，他们只能与其他护士搭班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呼吸机、吸痰、循环监测，她们都还不熟悉。”李刚觉得，ICU护理并不是谁都能干，除非呼吸科ICU的医护前来支援，但由于急诊重症病人接诊压力大，呼吸科ICU的医护人员在急诊支援。

“我们(急诊)的工作量已经比ICU大多了。”急诊科主任秦宇红说，“将近40个危重患者，上的呼吸机十七八台。我们自己的医生已经分身乏术。”

急诊告急后，医院陆续调来大内科的18名医生、60名护士支援，包括RICU(呼吸重症病房)、CCU(心内科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但急诊科主任秦宇红还是感觉到人手不足。

他带着急诊科的医生和从RICU、CCU调来的医生，管着近40位重症病人。“现在是超负荷。即使如此，还有好多老年人等着，进不去，很重。”秦宇红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最难过的就是我们无能为力，不能把所有该接的病人都接下来。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秦宇红估计，如今每天前来就诊的患者中，仍有5%是重症病人。

而在河北那家二级医院，呼吸科之外的内科、外科的医护人员与病床也被调用了一部分。

“比如楼层相邻的，内科可以占用外科的床位，内科大夫去外科查房，平时外科帮着照看一下这些病人，护士帮忙换一下液，做些治疗。”冯晓梅说，单纯依靠呼吸科肯定不够，医院采取科室共管的模式，保证入院病人得到救治。

“与专业的呼吸科治疗，质量上可能有一定的区别。”冯晓梅告诉记者，“这种紧急情况下，也不需要考虑太多问题，总归我们是医生，经过一些培训，能完成一些基础性的治疗，总比他(病人)在大街上等着要好吧，或者比村里要好吧。”

这段时间，这家医院常邀请ICU主任、呼吸科主任，抽晚上的时间，根据诊疗指南和医院实际情况，对全院内科、外科医生开展线上培训。冯晓梅告诉记者，近期省里也组织了重症肺炎救治的线上培训，而一些被抽调至呼吸科的医护，私下里还要自学相关知识。

有一部分情况是秦宇红担忧的，他也了解到，由于缺人，很多医院开始调配外科医生参与感染者的救治。“风险很大。医生是慢工出细活，个体化(治疗)很重要，而且每个人还有好多基础病，最好有个特别有经验的专家去查房。”

秦宇红想起，2020年在湖北支援时，医院一栋楼里放了400张病床，全住着新冠病人，“管床的，乱七八糟什么医生都有，这样管理起来，不能保证质量”。

但他也明白，“有问题也没办法。现在就是超越了医疗界的能力，只能牺牲一下。”而很多地方马上要面临着与北京同样的问题，各地也不可能再像当年湖北一样，从其他地方调集大量人手支援。

“每个地方都是战场，你调哪里的?”一位曾支援过武汉的医生表示出同样的担忧，“到处都是打仗，你调不出来。”

秦宇红最近反而收到不少缺乏新冠重症病人救治经验的京外医生的求助。“他们现在经常打电话问我，这个病人该怎么治疗。”秦宇红告诉记者，“他们看着纸上的(诊疗方案)，不一定会用。文字变成行动，不是容易的，有些指标，比如炎症风暴(那些医院)都监测不了。”

但对于这个3年前支援过湖北的医生来说，很多治疗经验在3年之后又派上了用场。

“上一回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没底，对这个病的认识也不行。”秦宇红说，“但这回，我有一定的认识，治疗方案也很有把握，按第九版(诊疗方案)，我们甚至做得更细致，对重症的治疗效果也要好得多。”

在有更多疫情应对与救治经验的上海，感染高峰来临之前，不少医院做了提前的布局。

2022年12月中旬，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医务处处长龚兴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医院已经成立了一支60人左右的，有过支援武汉、守卫上海的经验的重症专家会诊组，并建立了一支由70名医生，140名护士组成的重症救治后备队，同时扩容重症床位，储备呼吸机、监护仪等设备。

广州市则通过发布医疗机构招聘公告，招聘了1412名医护人员，并动员和返聘960名退休医务人员，投入到医疗救治一线。在安徽，当地也着手培训储备6000余名重症医师，并为2万名重症专业相关科室护理人员的远程培训。

总结经验，给下一个城市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心已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并将于1月8日，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

负责北京两家定点医院的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工作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定点医院目前收治的感染者中，重症、危重症占比为3%至4%，来就诊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普通型。

“其实病情不会突然变重，”上海一三甲医院的呼吸科副主任刘可敬告诉记者，“在抢救资源准备充足的前提下，普通肺炎给予有效治疗，他就不会转成重症。”

2022年12月中下旬，他注意到，西安有一位28岁的年轻小伙，感染后在家中捂了多天，病情加重才去医院，最终被送进ICU，上了ECMO，但仍未抢救过来。而不少老人，也在感染后出现“沉默性缺氧”的问题。

“让老百姓自己去判断这个东西，他不是医生，咋知道呢?”刘可敬说，“我们培训外科医生，总比培训老百姓容易得多。如果干预了，他就不会发展到(重症)那一步。”

在他看来，即使病人已经快“白肺”了，1个小时内治疗与8个小时、24小时以后再治疗，结局完全不一样。

他建议，对于那些肺炎的病人，应收尽收，“都收到病房里去治疗，哪怕是外科医生管理，总比他在家里硬挺着强”。曾在支援过武汉的刘可敬觉得，“武汉当时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应收尽收，提前一点，把肺炎病人全送到医院里面”。

2022年12月27日，焦雅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要扩容全国重症医疗资源，医疗机构要扩容急诊接诊能力、医院床位收治能力，最大程度实现重症患者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焦雅辉还强调，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重点还在于，要关口前移，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把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管理起来，根据他们的健康风险等级来实施分级健康管理。同时，强烈建议或者呼吁老年人能够加强疫苗接种，预防和降低重症和病亡的发生。

“如果我们只是被动地等，等都成了重症了，到医院里面来接，那我们三级医院的资源总有饱和的一天。”焦雅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所以现在我们也提出来，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年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关口前移，早干预、早治疗，能够防止轻症变重症。”

不少医生都向记者表示，对于预防重症，及早识别是重要的。许多前来医院急诊就诊的老年人，都在家扛了很久，一些老人其实血氧饱和度已经低于正常水平，但并未及时发现。

“我们一方面希望老百姓没事少去医院，但另一方面也希望有事的人尽早去医院看。怎么去处理这些事其实挺难的。”刘可敬说，“当初放开之前，每个家里发一个氧饱和度仪，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就医，还可以避免延误就诊。”

而现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刘可敬觉得，应当尽快每个家庭都发一个血氧仪，以此判断病情变化，及时就医，“在科学的仪器面前，可以减少患者的误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对临床分型中“重型”的判断标准之一是，“静息状态下，吸空气时指氧饱和度≤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