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选择不交社保的年轻人 这意味着什么

想离职的念头越积越沉，直到今年3月，一次大面积返工，让她下定决心。“我不想一直等，我不可能永远二十多岁，还是想试试有生命气息的生活。”

陈怡原本没想过办理灵活就业。那是一家互联网医疗公司，她是待了七年的老员工。年初，领导曾经提醒她，今年会有裁员。“最后一天”来得很快，公司对所有处于哺乳期和休产假的员工进行了梳理，分别进行谈话协商。陈怡考虑，“过了哺乳期，保不准公司还会有下一波裁员，可能马上也轮到我。”她没有选择留下，拿了八九个月的赔偿，离开了公司。

早早拿赔偿走人，也是想抓住金三银四，迅速找到下家入职。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找工作的难度仍然超出了陈怡想象，面试基本没有到过第二轮。还有一些刺痛她的对话会反复发生：

“孩子多大?”

“1岁，我们家三个老人带孩子，完全不用我操心孩子的问题。”

对方会追问：“这种情况下你能接受加班吗?”

陈怡明白，对方这么问，已经表明了公司可能工作量特别大。她只好降低找工作的标准，也开始投递前台等岗位，但连简历关都过不去，“对方觉得太资深了，超出条件”。

没办法，陈怡只能考虑转行。她去一家中介机构当起了兼职，每租售出一套房，就能获得提成。虽然目前只成交了一单。但这成为了她的新事业，兼职不需要坐班，她仍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公司。

也有很多人主动选择灵活就业。在上海的自由职业者中，年轻群体越来越多。摄影师、撰稿人、画师，算是薪酬偏高的工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工资并不一定比在公司少太多。但风险也很明显：接单量并不稳定。

金昊是模特，主要接一些淘宝商演、展会等活动。他明显感觉到，市场竞争越来越大了。以往，他每个月平均能拿到1万左右的工资，但现在错过一单，就可能一两个月没有收入。光景好的时候，他的日程表上，未来几个月都被提前预约了。到了今年，朝不保夕的不安感越来越强，开始出现空档现象。

工作机会缩减的同时，竞争对象也变多了。刚入行时，遇到活动招募模特，10个人里头选5个。到最近，变成了50个人中选5个。一些奢侈品活动，被选中的难度会更大。今年三月，宝格丽展会选模特，100个人中选出8个。候选人要经历三道关卡，先筛选个人资料，再线上面试选出20个，最后线下定最终的八个名额。金昊被卡在线上面试，错失了1000块钱一天，持续40天的大单。

除了订单量不稳定，灵活就业者还需要自己承担所有的经营风险。

艾影今年26岁，在决定成为一位自由摄影师前，她待过两家公司，最后实在不想上班，“坐在那里很占用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还有创造力”。因为喜欢摄影，理工科专业出身的她，转行到摄影。为了抵抗风险，她同时还在网上做家居博主，也接一些运营工作。她觉得自己属于幸运的那类，刚转行，就有朋友帮忙介绍客户，她也顺利得到了第一波客户的认可。

但一旦遇到变量，就可能意味着没有收入。去年初，她和男友在上海市区租了一间工作室，每个月房租一万五，押一付三，几乎搭进去了两人全部积蓄。结果遇到疫情，关门两个月，那期间没有任何收入，只能靠父母支持生活。

租下工作室后，两人注册了一个公司，社保虽然是以公司的形式交，但也是自己出，涨价后一个月5700块钱，还增加了许多开公司的隐形成本。

在不稳定的状态下，人本身都是随波逐流，交不交社保，也变成一件随缘的事情。

断开与城市的连接

社保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对医保的需求还不紧迫，退休又太过遥远，更多时候，社保只是一种与城市的连接，与买房买车、子女入学绑定，是他们在当地建立起稳定生活的基础。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早早就判断出，留下的可能性渺茫，对于社保也没有执念，有些人甚至想办法尽量少交乃至不交社保，希望现在拿到手里的钱更多一些。

刚开始工作，和公司的前辈聊过几次，冉冉就明白，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昂贵的房价，以及积分落户的艰难，都不是能轻易跨越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