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救火队长”获刑背后 这意味着什么

2019年5月，东湖城投借4500万元，其中樊强配资450万元，实际用款107天;

2019年6月东湖城投借1900万元，期限64天;

2019年9月东湖城投借6000万元，其中樊强配资500万元，期限20天，拖欠数月后分三次还清本金;

2020年6月，另一兴仁市政府平台——贵州放马坪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放马坪旅投”)借4000万元，其中樊强配资400万元，期限20天，未归还本金。

综合来看，这六笔借款约定时限已超过常规过桥业务，尤其后几笔实际用款时间更是延宕数月，导致以5‰或5.5‰日息计算的融资服务费累计到巨额数字，单单最后一笔4000万元借款，就产生了4109万元服务费。

武姐说，兴仁最后一单4000万元欠款，她其实意识到了危机，曾下令放弃。“按照我们的行规及合同，对方的三章(企业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章)、支票、网银、营业执照和资金走向图等都要交给我们，而这一单里对方的这些东西已被另一个资金方监管，这让我觉得有风险。”她说这一单完成后，农业银行已经放款给政府平台，但政府没有把钱还给他们，挪用到哪里她并不知情。

樊强也称自己被“套”。他在一份自述材料中称：“我个人筹资4400万元出借给兴仁政府以及代兴仁市政府偿还部分债务，另替兴仁政府支付近千万利息，兴仁市政府陆续偿还了我900万元本金，这900万元我分文未收利息，目前兴仁市政府尚欠我3500万元本金未偿还，利息也从未支付。”

樊强妻子对第一财经记者称：“判决书说他获利3000多万，但实际上他自己有3000多万本金在政府那里。”

武姐一方将三家兴仁市平台公司告上法庭，今年8月1日开庭审理，同为被告的还有樊强、王绥鸿等多人。她对记者说，兴仁方面辩称支付的居间服务费实际上是还的本金，而自己一方拿出了证明材料予以反驳。

武姐认为，兴仁事件只是个例，自己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看来，有危机的地方才有商机，债务压力大的地方对过桥资金的需求就高，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当地政府信誉差或坏账风险高。

一位江浙资本市场人士则对第一财经记者提出不同看法：“这样的过桥生意我们避之不及。城投等平台公司本就是地方财政的资金池，往往承担提供过桥资金的作用。如果当地政府和平台要找第三方和个人借过桥资金，这本身就说明了当地财政极为紧张，风险极高。”

事实是，很多地方政府平台的资金需求越发急切，刚还清前一笔过桥本金就无缝衔接开启了下一轮借款。在借款无法如期偿还的情况下，一些居间方收取的巨额服务费吐了出来——因政府拖欠本金他们不得不弥补背后资金方的损失，否则自己再也不会得到资金方支持。

一位和樊强有业务往来的当地资金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政府的借新还旧越发频繁，他意识到风险过高之时已经难以抽身，只能寄希望于政府不会失信。

利率红线

在兴仁当地有一种看法，认为兴仁在2018年之后债务激增，和撤县设市上马大量基建有关。在武姐看来，兴仁在自身的金融安排上存在问题，她打了个比方，“这件裙子好看，但你(没钱的话)可以不买”。